民勤，明洪武中置临河卫，洪武二十九年（）置镇番卫。清雍正二年改设镇番县，民国十七年改为民勤县。
卫所是明代创设的一种特殊的军事建制，由于与军事移民相关的家属同守同聚、寓兵于农，使得卫所驻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地理单元，在教育、风俗、方言、信仰及文化诸方面明显不同于周围其它地区。它的特点决定了它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给驻防地的各个方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影响，尤其对地域文化的影响更加深远。即是到了今天，明代移民文化的踪迹仍随处可寻。
最初设立卫所，军士、军余人等便是携带家属同赴驻地的，这不但从明代官方典籍如《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中可以窥知一二，而且从迄今尚存的许多家族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
卫所实行的世袭兵籍制度，家属同守是卫所一大特征，常常是每设置一个卫或千户所，就必然要带来一批军事移民，这种移民数量巨大，规模空前。民勤初设卫时共有军士人，另有军余、余丁及其家属以及随军相关人口约人一－以正军一人，余丁、家属等十人计算，本卫核定军土，则一次性即有0人落籍镇番。由于驻地集中，设立一个卫就等于设置了一个中等城镇。卫所平时固定驻扎一地，战时听从调遣，战毕返回驻地，大部分军人、军余、家属及其后裔在驻地世代繁衍生息，最终由移民演化为固定的居民。
最初的军士绝大多数来源于较远的外省地区，且经常一个卫所的人口来源相对比较集中，属整体性军事移民。如民勤在洪武时设镇番卫，最初的人口差不多都来源于安徽滁州、江南金陵和浙江宁波等地。这些地方相距都不远，可视为同一个江南地区。他们从遥远的江淮、江浙迁徙到西北偏处一隅的镇番，环境变了，但人没有变，仍在一起生活、一起打仗，共同的命运产生一致的认同感，相似的迁出地风俗习惯将他们联结成同乡人，而这正是卫所文化所以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长期保存下来的原因所在。
新来的移民大多聚居在卫城之内或附近的堡塞之中，如小河滩城、蔡旗堡、青松堡、红沙堡，而以小河滩城人数最众，居住也最为集中。小河滩城筑于元代，明朝势力到达此地时，已成空城，遂将卫署设置于此。当时民勤境内几乎无原住居民，从洪武三年设卫开始，一下子有了四、五万人的军民入住。一夜间形成一个庞大的移民社区。由于卫所人口属军户，为了避免军役波及自己，周边以至邻县普通百姓一般不愿同卫所通婚，导致卫所通婚渠道狭窄，尤其像民勤这样的偏远地区情况更为严重。然而正是这一特殊的生态状况，蚫给移民文化的坚守和流传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来源集中、居住集中的军事移民及其后商对迁入地的教育文化、风俗习尙、方言、民间信仰等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卫所位于一地的中心，“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所以不管是实土还是非实土的卫所，都会成为驻扎地的新主人，对当地地域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是教育。
还在卫所建立之初，军士子弟的教育问题就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朝廷下令准许卫所自设学校，还制定了一套相应的科举方法与之相适应。加之边远地区的卫所移民大多来自内地，比较重视教育，也促进了当地观念的转变，这对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民勤为例，在明朝卫所军队进驻民勤之前，该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游牧之地，分散且数量不多的人口在文化上并不具备优势，但具备优势的汉族文化在这天远地荒的地方却影响甚微。军队及家属进驻之后，由于他们多来自江南诸地，重视教育，普遍设立卫学，培养子弟，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府州县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重视教育的直接结果是卫所人口、尤其是官员的文化水平明显较高，对地方文化事业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仅以地方志为例，民勤在清之前至少编纂了三种卫志，这些卫志几乎全部是由卫所官员主持编修的，而且地方的诗词碑刻亦多出自于卫所文人之手。
其次是风俗。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风俗的传统，“观风俗，知得失”是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序》）可见风俗不仅是闾阎里巷的生活习俗，更是“先王”治国理念的基础和依据。因此风俗关乎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传统礼仪，它的易随既迁是一个文化衍变过程。
对于镇番卫所而言，他们戍守的地方离迁出地迢迢千里，两地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非常悬殊，尤其那些迁入到民勤的江淮移民，由于差异过大，加上他们和当地游牧民族隶属于不同的管辖体系，所以接触有限，交流极少，文化浸染几乎无从谈起。卫所内只有军人和家属，通婚圏很小，除了在卫所内部通婚外，最远是和相邻的卫所联姻，致使他们来源地的文化因素很少受到原住居民的影响。不过，同居一片土地之上，绝对的不接触是不可能的。而这种接触的结果是，卫所居民自身的部分习俗也在岁月的搓冼中逐渐改变，所谓“或反见变于夷”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改变主要发生在那些军余、家属身上，对于大部分军士而言，由于居住地集中，且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加之他们身上携带的汉文化因子早已深入骨髓，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改变他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使得那一部分人的祖籍地文化基因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教育，虽然到明代后期教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甚至与周边地区无大差异，但是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却没有多大改变，“原籍江南，国初调戍镇番，故虽地坐西北，而民情土俗沿与吴越类”。（《镇番李氏宗谱·序》）就是说，这些原籍江南的军户们虽然将家迁到了镇番，但却仍然保持江浙迁出地的风俗。卫所的文化地理特色相沿下来，一直到清朝乃至近现代仍有遗存。男耕女织、衣食住行依然保存了祖籍地的传统风俗，所谓“岁时礼节，多有江南风”，显然是卫所文化的流风遗韵。
明成化之后，民勤地方开始实行民屯，有大批来自河南、山西的移民在政府的组织下懋迁镇番，从此在这片沙漠与湖泊交错的土地上安家落户。自此而后，民勤已由最初的实土卫变为非实土卫，驻地由州县控制的普通百姓因在人口数量和土地上占据优势，迫使卫所屯田不得不杂于民田之间，由此一来，与普通百姓的接触便成了常态，除了军事职能和税收等不同外，日常生活、尤其是军士、军余之外的人口的日常生活与普通百姓一般无二，天长日久，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移民后裔，哪些是旧有土著了。正如《马氏宗谱》描写的那样：“卫军风尚，始以五方辐湊嗜好各殊，然安插于蔡旗所者历凉州多，五凉之风尚即所之风尚也”。就是说，安插于蔡旗堡的卫所军民因长期受毗邻的凉州文化的浸染，风俗习惯已基本与其相同了。
清代康雍乾时期绝大多数卫所都被废除，人口完全归于所在府州县管辖。民勤于雍正二年撒卫改县，十三年开垦柳林湖，原属卫所的军户居民大都将家迁至湖区，第二次投身新一轮移民屯垦的行动之中。
再次是方言。
卫所移民对方言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不仅明清地方志多有记载，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民勤方言中感受到吴侬软语的悠长韵味。这些“卫所遗音”何以能在数百年间不被消弭同化，根本原因就是最初的移民来源地比较一致，他们在聚落地形成人口优势，进而以这种优势强化他们的文化地位。
第四是建筑文化
卫所移民带来了江南民间的建筑文化。明代卫所都有与军事有关的庙宇，如旗蘨庙，这是普遍设置的一种“军庙”。同时移民还会把迁出地的民间信仰传播到当地，这在偏远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民勤本是偏远小地，较前是蒙古族游牧之地，黄教寺庙在枪杆岭山早已出现，俗称为“喇嘛庙”。镇番卫建立后，江浙移民把文庙、关帝庙、城隍庙、雷祖庙、真武庙等都带到了这里，而且这些庙宇皆位于卫署所在的镇番城中或离城不远的小河两岸。其中以卫守备马昭创建最多。首先在在军事方面，他对车马器械、营墩城楼等军事装备和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补修，使之“一应俱全”。其次在城市建设方面，他率领军民修筑、扩建城池，“以广民居”，而且大力修建学校，开学举仕；修缮公廨，改善官员衙门办公条件；整修市容，在城内修建铺舍、仓厂、坊牌、闾巷，并制定许多经营规则。保存至今的圣容寺，正是他和他爷爷马得联手创作的不朽经典。
第五是民间文化。
卫所移民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民间文化。早在明成化开垦之初，就有一个名为“影子红”的皮影班随军来到镇番垦区，在那里为军卒和他们的家属轮流演出。据民勤著名艺人李九源说，这个戏班的箱主名叫汤子顺，“影子红”是他的艺名，据说是明朝大将军汤和的后裔。明朝在民勤实行军屯之时，他随同他们同族的一名将军来到民勤。李九源说，他爷爷在民国时期还存有影子红的皮影唱本，还有他们那位将军的铁劵文书。
查民勤汤氏，祖籍江南濠州，始祖汤玉楼于明成化二十一年以武职调任镇番，遂居家于此，成为“成化军屯”的第一批移民。那么这个唱皮影的汤子顺是否就是汤玉楼一族的人呢？或者说他是否真是跟随汤玉楼来到镇番成为屯垦队伍中一员的呢？由于史料缺乏，今已很难做出确切的判断。但有个名叫汤子顺的江南濠州人在明成化时随军来到镇番为军民演出皮影戏，却是千真万确的，有他签名的剧本和皮影影人为证。由此可见，早在明朝初期皮影就已传入民勤，濠州人汤子顺是这这一艺术传播的重要推手。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汤子顺的皮影戏只是在卫所圈子里流行，因为他的江淮味道的皮影只合卫所内江南军民的口味。也许流传了很长时间，但决不会超过明朝晚期，当卫所撒消、南方圏子被岁月改变为镇番圈子的时候，汤子顺的江淮皮影要么被逐步改造，要么被历史所淘汰，而被另外一种艺术形式所取代。
卫所文化中，还有一种来自江南的艺术形式曾在民勤广为流传，这就是弹词。其与汤氏皮影有所不同的是，它并没有与卫所同生同灭，而是在卫所消失后仍然在民间流传，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人继续演唱。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弹词艺人是一个叫张永的人，他的籍贯是应天府泰山庙仁义里。永乐年间，他以军职迁调镇番，自此“居家焉”。大概是他的业余爱好吧，他居然在公干之余，常常为卫内军士军嫂们演唱弹词。其十七世孙张奋元的爷爷说，他们堂屋的供桌上一直放着一把琵琶，正是始祖爷张永的遗物，可惜后来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弹词对民勤地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民勤小曲戏最初的坐唱即滥觞于弹词，留存至今的“唱本”大多即是被地域化了的弹词唱词。